“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瞪大了眼睛，简直难以置信，立刻拨通了电话，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紧急召回办公室。

徐远举匆忙自二处赶到，朱绍良情绪激动地斥责道：“徐处长，你过来看看这什么情况！你不是前些日子信誓旦旦地说重庆地下党已遭重创，短期内无法复建吗？怎么短短几天，他们竟如此大胆地触及到我的利益！重庆地下党如此猖狂，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火种必须迅速扑灭，你立刻放下手头所有事务，全力以赴侦破此案！”

朱绍良素以儒将自居，外柔内刚，平素轻易不发怒，然而重庆地下党的这一举措，恰似一根烧红的尖针，猛烈地刺痛了他的神经，致使他在办公室中难得地勃然大怒。

若一个行为仅能招致敌人微不足道的愤怒，却付出了完全暴露自身和遭遇敌人猛烈反击的巨大代价，那么，这样的举动无疑是草率且冒进的，属于一时冲动的“左倾”盲动。其结局必然是灾难性的。

1948年二月，重庆地下党将《挺进报》及警告信寄送朱绍良，此举却是一场代价沉重的误判。或许是期待中的曙光让他们过于乐观与激进，他们未察觉，曙光来临前的暗夜往往最为深邃与狂暴。身处这样的环境，不仅需要坚定不移的信仰和信念，更要倍加小心，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曙光之中将不可避免地染上地下革命者的鲜血。

朱绍良电话召唤的徐远举，堪称黎明前与黑暗浑然一体的凶猛猛兽。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实则乃国民党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的公开领导机构。一旦剥去这层伪装，徐远举便暴露出其作为当时重庆最臭名昭著的保密局大特务的真面目。

徐远举干特务天赋高。

身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徐远举于1932年脱离军旅生涯，投身于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的前身——军统组织。戴笠在主持特务训练班时，常有一习惯，即对成绩优异的学员颁发金笔作为奖励。徐远举在毕业之际，口袋中挂满了金笔。那时，他已赢得“徐猛子”的别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称号在他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猛”不仅蕴含着毒性，更充斥着残酷与嗜血的本质。

1943年，徐远举履新担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大队长。次年6月，他在戴笠的举荐下，荣获晋升，荣任军统局行动处的副处长。1946年1月，他被调任华北，肩负起军统北方区区长的重任。同年7月，徐远举重返重庆，就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一职。

接手朱绍良交付的“限期破案”军令状后，徐远举仅用短短三天便制定了一套针对重庆地下党的周密阴谋计划。他指令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李克昌，调动组员力量，积极渗透，务必从细微之处挖掘线索，力求彻底查清，一网打尽。

李克昌：最不像特务的特务。

此人面容慈祥，气质朴实无华，总以一副憨厚老实的形象示人。他身着简朴的蓝布长衫，日常生活中的装扮从不追求时尚，仅在背街小巷的茶室和小酒馆间穿梭，从不去舞厅或西餐厅等繁华场所抛头露面。

他在街道上漫步，乍看之下，彷佛只是个纯朴的乡民，充其量不过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然而，他实则隶属于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麾下，是最为倚重的心腹干将。他擅长隐匿身份，心思缜密，长于潜入内部，堪称打入敌人阵营的老练高手。

徐远举曾如此评价他：“他智慧出众，坚韧不拔，长期扎根于底层社会开展活动。李克昌堪称重庆站最杰出的一名情报工作者。”

徐远举此番密谋的核心，关乎渗透与内线的成功突破。

彼时，李克昌麾下共有八位组员，十四位所谓的“利用员”，在保密局内部如此称呼。这些人隐匿于大学生、中学教师、报馆经理、影院舞厅的交际花，乃至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之中，其触角遍及重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他们精于运用同乡、同学、同行、亲友以及密友的关系网络，一旦目标被锁定，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步入陷阱，随之而来的便是性命堪忧的危机。

李克昌当时曾作此判断：报纸宛如一张密布的网，那些藏有《挺进报》的“问题”青年，若能耐心地从外围逐步向内线探寻，或许能够触及网络的中心。

一旦敌人展现出耐心并找准了方向，其威胁往往不容小觑。

半个月时光匆匆流逝，李克昌的线人、草堂学校的学子姚仿恒在外围调查中偶然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近日接纳了一位借宿的青年，名叫陈柏林。他曾任职于邹容路民联书店，该书店被查封后，他暂居于草堂。陈柏林随身携带了大量具有“左倾”倾向的书籍，其中还包括了《挺进报》。

李克昌得知此事后，迅速派遣特务曾纪纲假扮失业青年，前往江北地区。在姚仿恒的协助下，曾纪纲成功入住学校，并得以安心居住。他以此为契机，有计划地接近陈柏林。

李克昌在下达这项任务时，郑重地告诫曾纪纲：“在接近陈柏林的过程中，切记不要急于求成，横生枝节。你必须保持耐心，首先与他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赢得他的信任。感情一旦建立，他自会向你倾诉衷肠。”

遵照李克昌的指示，曾纪纲结识陈柏林后，便以自己失业的真实经历为切入点，巧妙地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流。陈柏林在此之前缺乏与敌斗争的经验，并未意识到社会上的陷阱往往出自所谓的“朋友”。当他聆听曾纪纲谈论抱负、追求、理想以及内心的苦闷时，怒气冲冲地抒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心中不禁涌起一种与同路人相逢恨晚的感慨。

鉴于曾纪纲居无定所，为了减轻他认定朋友的负担，陈柏林不久便主动提出，让曾纪纲搬至书店同住，与他共处一室。

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巧妙的言辞，曾纪纲借助陈柏林的协助，迅速捕捉到了关键的线索。一天，一位姓向的先生光顾了书店，翻阅了几本书后便悄然离去。这位先生离开后，陈柏林立刻取出《挺进报》展示给王经理、潘星海等人。他解释称，《挺进报》是新近发行的，其上的所有消息均源自顾先生的电台播报。顾先生是重庆地下党的核心领导，电台便设在市政府之内。

这丝线索昭示着湖面波澜渐起，果然，水下潜藏着一尾巨鲲。

切勿轻举妄动，维持伪装状态，耐心寻找时机，并努力拓展线索。

曾纪纲静默不动，耐心等候时机。不久，陈柏林与他促膝长谈，透露了自己有意与人合伙创办一家书店的愿望。如此一来，他便能于夜晚在书店内着手办报。

谈及报纸的制作，陈柏林向曾纪纲透露，《挺进报》系以磨尖之钢笔精心刻制而成，因而字迹细腻入微。在油印过程中，摒弃了滚筒的使用，转而以竹片在蜡纸上刮印。

了解这一情况后，李克昌进一步对曾纪纲下达指示：务必查明《挺进报》的内部情况，挖掘出顾先生和向先生的踪迹，必须设法促使陈柏林恢复书店和报纸的运营。你可以向陈柏林表明，愿意出售自己的大衣和铺盖，并向同乡借款，总之，要让他感受到你已尽最大努力协助他。在经费问题上，你无需担忧，组织将为你划拨500万法币，作为推动此事的专项活动资金。

陈柏林未曾料想，好友曾纪纲的深情之中竟隐藏着毒蛇。他轻率地接受了曾纪纲的援助，于是，民生路胜利大厦对面的文城出版社书店迅速易主，王维诗接任书店经理之位，而陈柏林则成为了书店的股东兼店员。

因其在彼事上鼎力相助，书店易主之后，曾纪纲遂成为此地的常客，众人对他印象颇佳。

凭借此前精心培育出的好感，曾纪纲终于鼓起勇气，向书店经理王维诗提出了请求，“王经理，我有一事相求。我在此城中举目无亲，有意在贵店寄宿寄食，以便在城里寻找一份工作。”

王维心底对他在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义无反顾地拔刀相助，一直心怀感激。他本以为这是相互馈赠的佳话，未曾想却是一场引狼入室的悲剧。

巧妙潜入文城出版社的书店，曾纪纲不断向陈柏林抛出诱饵，不久，那潜藏于书店深处的大鱼便纷纷上钩。

曾纪纲向李克昌汇报称，陈柏林已将我的情况转达给了顾先生。他评价我是一个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并希望组织能够吸纳我。顾先生的警惕性极强，起初他告诫陈柏林切勿轻易相信他人，然而陈柏林已被我所折服，他多次向顾先生担保，我绝无任何问题。如今，顾先生已决定拨冗与我亲自会面，对我进行深入了解。通过询问陈柏林，我得知顾先生现居于红球坝山顶的一座铁工厂内。

眼见曾纪纲即将成功钓出顾先生，李克昌通过细致的笔迹分析，在綦江地区亦同步发现了一则与刻制《挺进报》者笔迹完全一致的线索。

凭借这两条关键线索，李克昌断定，实施抓捕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他提醒道，必须谨慎把握行动的先后顺序。

在这天，李克昌于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秘密据点——和平路上的姜海清裱褙铺子，向全体组员部署了任务。他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捉拿陈柏林、顾先生和向先生，紧接着再锁定綦江那位擅长刻钢板的匠人。对于顾先生和向先生的抓捕，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这就要求我们事先准确掌握他们的住址和在家时间。行动时，务必采取双重保险措施。

曾纪纲提议，或许我们可以布下一场鸿门宴。我假意已寻得一份新职，即将告别书店，为答谢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特地在店内备下一桌佳肴。我将委托陈柏林邀请顾先生与向先生共聚一堂。若两人均能出席，便能一举擒获；即便只有一位现身，亦能借此机会窥探另一位先生的动向。

李克昌表示，这确实是个明智之策，然而，分头进行跟踪调查亦不可忽视。

会议结束后，李克昌作出安排，将曾纪纲的鸿门宴定于一周之后举行。在这段时间里，渝组的眼线小龙坎教员陈桂荣以及南泉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陶蜀屏，将负责密切监视陈柏林，力求探得向先生住所的详细信息；而渝组副组长李芳信和组员盛登科，则承担起追踪并精确掌握顾先生在红球坝家中具体位置的艰巨任务。

一周后，顾先生住所的精确位置已确定，而曾纪纲精心策划的鸿门宴亦已准备就绪。

在这天，趁着陈柏林外出邀请顾先生与向先生共赴水酒宴，曾纪纲悄无声息地将剩余的酱油尽数倾入阴沟，随后返回书店，静候陈柏林带回那两条肥美的大鱼。

片刻后，陈柏林孤身一人返回，曾纪纲心中忐忑地询问：“怎么，他们一个都没来吗？”

陈柏林笑容满面地说：“你真是运气不错，我到那里的时候，顾先生恰好正在整理账目，向先生也恰巧在他那里。我提了一提，两人都欣然应允了。顾先生承诺，等他整理完账目，他们就会一同前来。”

听闻此事后，曾纪纲内心暗自欢喜，遂以购买酱油为由，迅速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转交给了正以修鞋匠身份隐蔽在附近等待消息的盛登科。盛登科接获情报后，立刻上报给了李克昌。

一路直捣顾先生府邸，另一路则对书店进行围剿。他对协助行动的二处上校情报科长雷天元指示道：“雷科长，夜深人静，不宜拖延，我们应立即行动。你率领警察进入书店实施抓捕时，务必将戏码做得逼真，曾纪纲的身份绝不能泄漏，务必将他一同拿下。”

话音刚落，李克昌便率领队伍迅速赶往红球坝铁工厂。正在记账的顾先生及正于床上休憩的向先生均未能幸免，被当场逮捕。在现场的搜查过程中，特务们在顾先生的住所内查获了十余本进步书籍，一本地下党支部的组织纲领，以及一大卷用于印刷《挺进报》的纸张。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并未找到电台，仅发现了两只无线电灯管。

在那个暗流涌动的岁月，身份与真伪交织成谜，直到谜底揭晓，一切方才明晰；而真正的革命者与坚韧不拔的战士，唯有在敌人的审判室中，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答案才会以最惨烈的方式，以鲜血的印记镌刻在烈士的纪念碑上。

特务们未曾料想，那位涉世未深的18岁少年陈柏林，以及那位轮廓模糊的向先生，竟能够在严酷的刑讯下坚守不屈。他们一个稚气犹存，一个身形瘦弱，从外表看来绝无勇士之姿。然而，正是他们，在熊熊烈火中展现了最为无畏的勇气。

他们以躯体之躯，向敌人昭示：革命者的信仰深植于血脉之中。

他们以英勇的牺牲向敌人昭示，革命者的精神将永世长存。

然而，革命的残酷性不仅体现在牺牲，更包括背叛的阴影。

步入审刑室，李克昌的目光首先锁定在顾先生身上。凝神细观，他的目光瞬间凝固——顾先生，竟是他久违的老相识。

“任达哉，真没想到，我们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再次在这片土地上重逢。”

顾先生不仅避开了李克昌的提问，亦对其目光视而不见，此举无疑昭示了他对自身身份的默认，即他正是任达哉。

任达哉，亦称任达伦。其经历颇为曲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担任印刷工。抗战胜利后，该厂迁回南京，导致他失去了工作。随后，经人引荐，他结识了李克昌。李克昌承诺将协助他寻找新工作，并补贴其生活，然而这一条件是，他需成为军统重庆站渝组的眼线。

当时的任达哉面对这样的条件，心中充满了诱惑。在答应担任眼线之后，李克昌将他巧妙地安置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内部，让他负责密切监视民盟机关领导成员的一举一动。

在《民主报》的暗流中，任达哉曾向李克昌秘密传递过一些信息，包括《民主报》面临的资金困境、工人不满情绪的蔓延，以及川盟负责人范朴斋在重庆的活动等。然而，李克昌对这些情报的价值持有怀疑态度，并对任达哉逐渐疏远。随着《民主报》的停刊，任达哉再度陷入失业的境地，他奔波至万县寻求新的生计。在李克昌眼中，任达哉已经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因此他选择彻底切断与任达哉的联系。

1947年，任达哉秘密更改身份，悄然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最初投身于四川省委工运组的工作，随后又在杨清（化名许建业）的指导下，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人运动之中。

李克昌确认了任达哉的身份后，并未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刑讯逼供，而是将此人移交给了徐远举处置。

这是攻心术。

落入徐远举之手，一方面令他感到自身分量愈发沉重，另一方面预示着将承受更为残酷的刑讯。通过这两重压力，他的心理防线将迅速崩溃，直至完全背叛。

徐远举在这行当堪称老练，仅用一晚时间，“顾先生”任达哉便彻底沦为了一名叛徒。

最不该出错者出错。

革命的历程之所以显得曲折多变，斗争的场面之所以残酷无情，这乃是我们必须正视且时常遭遇的现实困境。

晨曦初露，顾先生详述了其于1947年投身重庆地下党的历程，并揭露了他的直接上级——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人运动工作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中发行的具体情况。此外，他亦毫无保留地透露了所知的其他地下党员的详细信息。

徐远举询问他，与上级如何联系？具体何时进行联系？

顾先生表示，4月4日，正是他与上线约定会面的日期，会晤之地选在了位于保安路的嘉阳茶馆。

4月4日周日。

当天午后，依照既定的碰头时间，已投敌的顾先生在李克昌等特务的暗中监视下，提前抵达了保安路升平电影院东侧的嘉阳茶馆。此时，升平电影院的电影正热映，而嘉阳茶馆内茶客寥寥。不久，目标人物杨清踏入茶馆，顾先生巧妙地以点茶为掩饰，向特务们传递了暗号。李克昌等特务随即从两侧迅速包围，不容分说地将杨清强行带至南面两百米处的老街32号，那是徐远举特务组织的藏身之地“慈居”。

于“慈居”审讯室中，徐远举亲自对杨青进行审问，询问其姓名、年龄、籍贯及住址，然而杨青始终缄口不言。徐远举怒火中烧，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施以各种残酷的刑罚，杨清却始终坚称：“我名杨清，系邻水人士，以小本经营为业，寓居于过街楼旅馆。”

徐远举当即便派遣人员展开调查，不久便证实过街楼中并无那家旅馆的存在。随后，他们对杨清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却发现他身上并未携带任何纸片或文字。

经过长达一昼夜的审讯，尽管运用了种种手段，但始终未能找到突破口。徐远举担心若继续施以重刑，导致犯人丧命，线索便会中断。因此，他下令二处的特务们严密监视，密切关注这位硬汉的任何动静。

坚毅不屈的杨清，原名许建业，正是《红岩》中许云峰这一角色的原型。他经受了长达一昼夜的残酷折磨，身受重伤，血迹斑斑地倒卧在地。面对死亡，他未曾退缩，心中却焦急万分。因为在他的宿舍床下，皮包中藏有17份进步工人的入党申请书以及3份至关重要的党内文件。一旦这些物品落入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何发送消息？

忍痛思索，许建业苦思。

令人惊悚的是，许建业内心的焦虑与焦灼，竟被隐匿在暗处的李克昌洞察无遗。在这阴暗的角落里，那些邪恶之徒对人性与心理的洞察往往更为深刻。李克昌虽不知许建业所急于寻求的救命稻草究竟为何物，却深知这种心理状态正是可以利用的弱点。

计谋既出，李克昌即刻唤来警卫组上士陈远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面相诚实，我会指派你负责看管他。在与他交谈时，你要顺其自然地与他攀谈，假装自己出身贫寒，假装对他表示同情。若有事相求，你便答应尽力而为。在言谈中，不妨流露出一些希望得到好处的意愿。”

陈远德质疑：“这人这么容易骗？”

李克昌指出，当人陷入绝境之时，往往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此时他们既无选择，亦缺乏理智。

遵照李克昌的指示，陈远德精心打造出一幕致命的虚假景象。许建业急于将消息传递出去，忽视了其中的诸多疑点，最终轻率地相信了面前这位看似友善的人，不幸落入了李克昌设下的狡猾陷阱。

许建业命陈远德取来纸笔，遂挥毫书写两封书信。一封是为年迈的母亲所书遗书，另一封则致予老街对面中正路的大梁子志成公司，寄给刘德惠。

许建业对陈远德表示，只要成功送达此信，收信人将提供四千万法币作为报酬，并且未来还将为他推荐一份体面的工作。

李克昌接获此信后，经徐远举同意，迅速派遣人员将中正路上的志成公司团团包围，随即展开了细致的搜查。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在现场找到了杨清的身份证件及其背景资料。在杨清的卧室内，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有数十份工人入党申请书以及大量《挺进报》。这才揭露了杨清的真实姓名为许建业，他确系邻水人士，曾任职于重庆的成银行和轮渡公司担任会计，目前正于志成公司担任会计职务。

一旦地下党的掩护身份被暴露，其后果不言而喻。

志成公司隶属于重庆电力公司，其董事长一职由重庆电力公司会计科的科长黄大墉先生担任，而总务科科长周则洵先生则出任总经理之职。

徐远举首先向特务下达指令，要求全天候、不间断地监控志成公司，严格执行只许进入、严禁离开的规定，对任何进入者一经发现即刻逮捕。随后，他下令将黄大墉、周则洵传唤至案。

两人被捕后，供述称电力公司会计组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为重庆地下党成员。

在捕获一条巨鱼之后，徐远举便依照许建业皮包中搜到的入党申请书为线索，循迹追踪，接连又成功拘捕了17名即将加入党组织的进步工人。

这两项行动完成后，徐远举提醒李克昌，务必谨慎行事，切勿惊动蛇虫，静待大鱼自行入网。

4月6日清晨，中共川东临委的委员，同时也是重庆市委书记的刘国定，自南岸牛奶场的住处出发，莅临临江路宽仁医院探望正在住院待产的妻子严炯涛。随后，他与江津县委的涂绪勋同志一同前往寻找许建业。

刘国定率先踏入门内，却立刻被守候在那里的两名特务紧紧扣住。他意识到局势不妙，于是故作镇定，自称是刘仲逸，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然而，话音刚落，一位志成公司的职员便站了出来，指出此人正是频繁造访许建业的黄先生。

破绽暴露后，刘国定被立即扣押。

当刘国定被拘押之际，跟在身后的涂绪勋见状不妙，他反应敏捷，迅速抓住正欲给他上手铐的特工，调侃道：“兄弟，我这有几条轮胎，价格公道，要不要来一套？”

特务推他一把，喝令：站住别动！

涂绪勋如同无赖般持续纠缠，口中说道：“老兄，别这么大声嘛！坦白说，我这几只轮胎不过是随手牵羊所得，随便分给几个朋友也就打发过去了。”

涂绪勋的逼真演出蒙蔽了特务的眼睛。鉴于对这名偷卖轮胎者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心生忧虑，守在门口的特务怒斥一声，警告他若再不走，便要将他这个小偷抓捕归案。言罢，猛地一推，将他推出了门外。

涂绪勋佯装惊慌失措，竟然神奇地成功逃脱。

刘国定被押解至“慈居”审讯室，即刻遭到了徐远举的亲自审问。这位叛徒显得既滑稽又令人恶心，一惧怕徐远举的残酷刑讯，便迫不及待地坐上了那张布满血迹的污秽座椅，随即主动宣称自己是刚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造了一则故事，声称自己曾前往南岸为许建业传递信件给李忠良。

徐远举不易被骗。

观察刘国定那战栗不安的神态，宛如惧怕死亡，他心中断定此人实为软弱的胆小鬼，此判断想必无误。然而，他是否仅为刚加入党的候补党员，这一点却难以确切得知。

徐远举深知，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为了苟延残喘，对任何人都可能轻易上当受骗。

对付这类人物，特务机构自有一套手段。他并未急于分辨刘国定言辞的真伪，反而要求他先行撰写《自白书》。刘国定撰写《自白书》的心态颇具讽刺意味，他自以为出卖李忠良是舍弃芝麻保全西瓜的策略，毕竟李忠良仅是一名普通党员，家境亦颇为富裕。在他看来，李忠良被捕后恐怕难以供出关键情报，凭借其家庭的社会关系，李忠良理应能迅速获得保释。

为了使《自白书》更具“诚意”，他在供述李忠良之后，更是毫不犹豫地将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一同供出。

在真实的地下革命中，一边倒的正义胜利难以寻觅。敌人狡猾如狐，叛徒卑劣逾常。因此，在黎明破晓前的漫长黑夜，其黑暗有时甚至超越了单纯的黑暗。

刘国定完成《自白书》的撰写后，4月8日夜晚，徐远举派遣李克昌率队，带领一众特务，在刘国定的指引下，从储奇门渡过长江，抵达海棠溪，径直奔赴南岸四公里处的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的住所。此举成功拘捕了在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以及李忠良的女伴倪俊英和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在遭受徐远举的严刑逼供，诸如鸭儿浮水和老虎凳等残酷手段后，未能坚持到底。仅仅一个夜晚，他便屈服于压力，背叛了组织，并向敌人出卖了余永安等人。然而，出于对自身未来的考虑，这位叛徒在交待时也有所保留，并未透露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依据李忠良的供述，徐远举巧妙地将任职于重庆商业银行的余永安秘密逮捕。经过迅速而果断的突击审讯，余永安选择了背叛，并透露了他的联系人系老张，将于本月的15日前来取款。